罗振宇演讲里的几个小故事

有一家很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，前几年，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前往印度建厂。在他们工厂里，有个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。

咱们中国厂长赶紧提拔了他。结果出事了，底下人不仅不服管，还经常打骂领导。为什么？

原因咱们中国人可能想不到–种姓制度。这个印度小伙子是低种姓，而他的手下有高种姓，根本指挥不动。

见客户时，这个小伙子甚至不能进五星级酒店，不能和客户同桌吃饭，那这工作还怎么开展？公司只好派他去分管一个边缘部门，但有些印度员工还是意见很大。最终这个小伙子只能黯然离开。

你看，能不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，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、人口多少的问题，还有人的组织方式问题。印度的社会组织方式还没来得及现代化。

上海有一个投资人叫王益和。我辗转听到了他的故事。他筹到了一笔钱，想搞扶贫。方式很简单，不是直接给农民钱，而是买了20万棵金丝楠木的树苗，免费送给四川深山里的农民，让他们种在房前屋后、山上路边。

金丝楠木是极其珍贵的木材，但是长得特别慢，需要几十年后才能成材。所以，过去只有人砍，没有人种，所以野生的金丝楠木现在非常罕见。

王益和把树苗免费送给村民，就一个条件，种下去后，短期内不许卖。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这么100棵，几十年后，怎么也值几十万。这就是村民的绿色银行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几十年的时间，你该干嘛干嘛，不用为这些树操心。

听到这个故事，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的。这个世界上居然就有这种事，只要你肯等，而且不需要你多做什么，那个长期确定性的收益居然就有。

好了，我知道刚才讲的金丝楠木已经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个问题：咱得琢磨琢磨，是什么类型的事具有这样的特点？不用操心，时间越久，价值越大。

想来想去，还真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。学校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益——而且时间越长就看得越清楚的那部分收益——是同学。

联想的武汉工厂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。

武汉封城那天，这家工厂也停产了。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，所以早在2月底，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。

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。最多的时候，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。到了3月31号，这家工厂万人到岗，开动马力生产。

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，有几点事实令我感到非常惊讶：

第一，电子工厂招的工人，要能认识英文字母，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；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，才能避免上错料；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，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。

武汉封城期间，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。厂长齐岳告诉我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，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、多年的积淀啊。

在全中国，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，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。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。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，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。

第二，在疫情期间啊，招来这么多人，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。在当时的武汉，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。

但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：找核酸试剂难，找护士难，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，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，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……

齐岳厂长跟我感慨，在国外，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，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，缺乏社会支持，寸步难行。

第三，在武汉，社区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。所以社区和工厂构成了一个没有缺环的防疫链条。

而联想在印度、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厂，这一套就行不通。员工在工厂里戴着口罩，一出工厂门就把口罩摘了，工厂内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。

那现在这家工厂怎么样了呢？我能告诉你的是，这家一万多人的工厂，开足马力生产至今，零感染；4月就实现100%满产；6月还上了新的生产线。

比如，你看这张图。不严谨地说，这叫把你在单位的人缘可视化。严谨地说，这叫社会网络数字化。

也就是说，你在你公司用的系统里正常工作，你肯定会和不同的同事交流、互动。只要这些行为发生在系统里，通过图表呈现出来。

比如一个人，虽然职位不高，他跑动积极，成了一个网络超级节点，显示出他很有领导力。老板心里知道，这得提拔啊。

另一个人，对内交流只占40%，对外交流占60%，他对外交流的比重，比他同部门的同事要高好多。那老板心里就有数了，这个人对公司很重要，因为他对外承担了公司的脸面。

在未来的数字化系统里，一个人的价值，你的友好度、协作度和建设性，是能够随时随地被所有人看见的。

不是有心理学家说过吗，一个人终其一生的追求，是被看见。好的系统，让人真的被看见。